二
当时实验中学实行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智育第一”在师生中都遭到彻底摈弃。“全面发展”要求德、智、体、美、劳的和谐发展，学校对“智育”以外各个方面的教养，在观念上十分重视，在措施上处处落实。
学校规定，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文体活动，(其中一次是文娱活动)属于雷打不动的制度。我就曾因利用文娱活动时间组织全班踢足球，而被学生会的文艺部长陈敏训得伤心落泪。其实，体育是我的弱项，张传本老师却硬把我列入第一批“劳卫制”锻炼的名单，逼着我坚持跑、跳、爬、掷，终于如期测验合格。“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每个同学都会打垒球、滑冰，都坚持长跑；校冰球队、排球队、垒球队则几乎年年都获市级比赛的冠军。
在每周两课时的“综合技术教育”课上，我们不仅学会了车、钳、铣、刨，而且分解、安装过汽车的每一个部件，每个人都学会了基本的驾驶技术。高中毕业时，我们年级献给母校的礼物，就是自己装配的一辆载重汽车和一辆小轿车。
黄恩波老师的美术课，从几何体石膏模型的素描教起，到静物、人体素描，铅笔淡彩，水彩，水粉，循序渐进，十分注重技法训练。李英老师的音乐课，不仅使我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五线谱，打下了练耳、视唱、和声的基础，而且学会了指挥多声部的合唱。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得水乳交融，我们全班曾经跟着李英老师提供的夏利亚平的唱片，反复用俄语学唱《伏尔加船夫曲》，获得过大合唱比赛的第一名。高三准备高考的同时，我们班竟排演了一出大型活报剧——陈白尘的《哎呀呀美国小月亮》，这项活动得到校长何宗传的大力支持。由于角色多，全班几乎人人上台。表演当然属于“业余水准”，但在“规矩”方面我们力求“不业余”，所以演出获得满堂彩。
有了“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基础，“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因材施教”才会水到渠成。就艺术人才的养育而言，我的上述经历只算“玩票”——自己只能是块“业余”的料，但是前面说到的陈敏和比我低一年的韩小磊，则由“玩票”走向专业，后来都成了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影视导演。理科方面，突出的例子当然是王永志院士。这里我想特别讲一讲我们班的王膺：他从初中就热爱生物学，而且很快迷上了遗传学。当时，遗传学被认为伪科学，生物课只讲米丘林、李森科，不许提摩尔根。生物老师却在课余辅导王膺系统研读摩尔根的著作，他的理论水平得以大幅提高。升入北师大生物系后，王膺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因而被一再批判，甚至受到政治歧视，不幸抑郁成疾而英年早逝。坚持真理，虽九死而不悔，这就是实验中学给予学生的“素质”，这就是实验中学培养出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群成批的“实验人”！
三
当年的实验中学，学生中有不少高干子女，面对这样的“校情”，管理工作在相当意义上成了决定校风的关键。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一方面对学生的生活、学业关怀备至，另一方面则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在他们眼里，“家长”没有“级别”，“学生”更无“特殊”；绝大多数家长也都能够服从学校的管理，并从心底里尊重、敬爱老师。
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每逢周一、周六，校园里和校门口也出现过小车排队接送子女的场面。侯澄校长拍案而起，随之下了一条死命令——即日起，家长不得用汽车接送子女；除非因公办事，任何小车不得开进校园。令行禁止，小车长龙立刻消失。当然，溺爱子女的家长还是有的，高中某班自编、自演过一出喜剧《星期天的礼物》，其中就讽刺了有的家长把小车开到离学校两三站处，“偷着”接送孩子，孩子则把一星期的脏衣服攒起来，周末带回家让“阿姨”洗的现象。这出喜剧，鲜明地体现着一种“正气”，它在校内始终占有主导的地位，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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