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伏案写东西。只听到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个年轻人。一看见他，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出事了！ 
    我不会忘记这个学生。就是这个学生，思想很“反动”，上课时尽捣乱，平时也不守纪律，总提一些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一边倒，为什么要倒向苏联？苏联为什么要占领旅大？外蒙古为什么要独立？等等。 
    老师们都很头疼，不止一次地建议要开除他，根据他的违规记录，确实也可以开除了。我也想签署“开除令”，但笔刚提起来，就又放了下去。解放时间还不长，年轻人的思想转变总是需要时间的。至于不守纪律，甚至做些出格的事，完全与他的思想有关。我假如这么轻易地开除他，就把他的后半辈子给断送掉了。 
    他多次犯校规，我一忍再忍，一直寻思着再给他一次机会，再教育教育，就这样，一直拖到毕业，我都没有开除他。他从学校毕业后，我一直担心这个人会干什么坏事。 
    时间一晃过去了5年，我也渐渐将此事淡忘了。 
    设想到，他这次突然来了。我冷冷地说:“是你啊!什么事？”我也不让他坐。 
    他只好站着，说:“校长，我知道你对我印象不好，我也觉得自己实在很坏。我今天来是想和校长说一句话，我要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去工作了。也许，以后回上海的机会不多了。走之前，我想要对您说，校长，你的学生现在改好了，而且已经入团了，你放心吧！” 
    我听了，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有点意外，有点感动，说：“你，你坐下来谈。” 
    原来，他毕业之后，考上了同济大学。在大学里，他加入了共青团。现在毕业了，他响应国家号召，准备支援边疆建设。几年来，他一直对我有种负疚感，所以借这个机会来了却这个心结。 
    经他这么一说，我心头一热。 
    这件事对我教育也很大，从此,我树立了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学校不能轻易地处分一个学生。处分容易，给他一次机会难。也许，他做坏事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在变坏的过程中，他也多次想改过来，可惜很少有改正的机会。 
    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有阶段性、延续性。小学阶段没有教育好的学生，到了中学阶段、大学阶段也能教育好。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力量把一个不好的学生教育过来，要有耐心，还要宽容，要允许学生犯些错误，做些出格的傻事。 
    还有一个学生叫鲁又鸣，是当年的一名优秀学生。50年代初，学校有几个名额，可以送优秀学生到苏联去留学。我挑选了几个，其中一个就是鲁又鸣。那天，我找他谈话，对他说：“现在你高中毕业了，学校想送你去个地方。这个地方很远，可能好多年都回不来。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你是否愿意去？”但我没有告诉他送他去哪里。
    他想了想，很郑重地说：“我愿意。”我说：“那好，你在家里等通知。” 
    过了几天，我又找他谈：“现在，学校要送你到苏联去留学，你去不去？” 
    他睁大了眼睛，愣愣地看着我。苏联，当时对很多人来讲，那是天上美丽、遥不可及的月亮。 
    我又问了一遍：“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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