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党中央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开展两弹(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次年，聂荣臻元帅率中国代表团同苏联政府谈判并签订了协议,苏联政府答应接收导弹设计和原子能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若干名。
为了争取时间，领导上决定从飞机设计专业三年级的留学生中挑选一些人改学火箭导弹设计，我恰逢其时,于是便成为其中的一员。改专业时，我虽对飞机有所留恋，但人们说：“导弹、原子弹可是当 代最尖端的武器，如果掌握了洲际战略导弹，它可以把核弹头送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一旦 遭到侵略，可以直捣敌人的老巢，比飞机要厉害多了。那时，看谁还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我的心被说动了。
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60年夏天，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赫鲁晓夫撕毁了政府协议，撤走 了援助我们的全部苏联专家，我国也决定召回所有快要毕业的留苏学生。回国后不久，周总 理从长远考虑，指示重要科系派一人回去继续学完，不要断线，于是我又回到了莫斯科。这 时，兼职导弹设计教研室主任的苏联著名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V·P·米申院士 向院方主动提出，我这惟一的一名中国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由他亲自指导。在米申院士的指导 下，我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毕业论文选择了《洲际导弹设计》。当时我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各 样的 问题来请教他，尽管国家间的关系恶化了，可是米申院士仍然有问必答，尽心尽力地对我进行指导。
1961年，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获得了优秀生毕业文凭和工程师称号。在毕业论文 答辩 会结束后，米申院士对我说：“这是你第一次当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但愿这不是你最后一 次当总设计师。”当时，苏联已经从我国撤走了导弹专 家，老师的这番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心中有数，中国人一定能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设计出 自己的洲际导弹。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火箭技术研究院，一干就是30多年。
30多年来，我有幸在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老一辈著名专家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工作， 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幸参加我国自行设计的从近程到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积累了经验。接 着又从事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特别是在任研究院院长期间主持“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研 制、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考验。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0年后中苏关系忽然解冻了。1990年，我同阔别30多年在国际宇航界已享有盛誉的米申院士在北京相见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我真的成了火箭的总设计师,实现了青年时期的理想,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成绩，并为我在“文革"的困难时期,能矢志不渝,继续从事航天事业而庆幸。
我热爱我的事业,即使在身处逆境之时也未曾灰心。我对我青年时期的选择，终生无怨无悔,现实生活使我进一步懂得,青年时期结合国家的需要选定事业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奋斗中,不位眼前的私利所诱惑,不因暂时的困难而退缩,百折不挠地向既定目标走去,将必有所成。我们中国的人多,若各行各业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锲而不舍地追求、奋斗,何愁中华民族不再度辉煌于世呢!
[作者：王永志 1952年辽宁省实验中学毕业生、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总设计师、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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