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后来让校长车向忱知道了，他老特意给父亲送来一本老式的汉语拼音字典，并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听到父亲来上学的事很高兴，要父亲好好学习，为工人阶级争光，如有事去找他。父亲很受感动。 
    从此，父亲的学习更加刻苦了。学校每周六的电影晚会，他从不去观看，周日回到家里，除了吃饭外，几乎全都是口不离拼音，手不离课本，一学就是大半夜，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做儿女的看得十分真切，都很心痛。有时父亲还戏称我们“马老师”来讨教。 
    年轻的全国劳模们深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感动，年仅22岁的田桂英，以及比田桂英大不了几岁的全国劳模张子富和苏长有等人，都无不敬佩地说，老马师傅，都那么大岁数了，还那么用功，咱们真得好好地向他学习。事实真如他们说的那样，田桂英有一回考试得了四分，还哭鼻子了。可见学校的学习空气该有多浓了! 
    父亲在东北实验学校只学了两年，后来就转到东北工学院学习了。那时，父亲已能通读人民日报。如果遇到让父亲去做报告的事，他也能写出发言提纲了。 
    父亲的同学都说，(波)(坡)(摸)(佛)把马师傅救了。 
    父亲却说，东北实验学校给他摘了文盲帽子，让他获得了文化生命! 
    事实真是如此。父亲于1956年回厂后，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厂总机械师、党委副书记等职；三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从1954年起，连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得到毛主席13次亲切接见，是我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1985年7月父亲仙逝前，还在叮嘱我，千万不能忘记东北实验学校的恩泽。 
    我是1935年5月出生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一天书没念过。到了1952年，我总共才读了四年书，就被破格地插入东北实验学校初一年级20班。所谓破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凭我的学历根本考不取，学校照顾我。二，我是开国劳模马恒昌的儿子，工人子弟，得到了国家的关爱。有幸的是，我的班主任张德增老师对我特别关照。他在课堂上总提问我，在课下还经常辅导我。因而我进步的很快。学校团委书记唱印余老师，更是常常找我谈心，启发我的思想觉悟。他说，你是工人的后代，要靠近组织，要团结同学，要把学习搞好，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像你父亲一样成为共和国的栋梁之才。我至今还记得，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下午一时，唱老师出席了我班团支部讨论我加入青年团大会，这给了我一生的感动! 
    我在实验学校从初中的20班到高中的22班，总共学习了六年。六年的学习，在教师的亲切教诲和同学的友爱帮助下，我的学习与时俱进，天天向上。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班同学董蕴琦(全国总工会宣传文教部部长)和王作明(已病故)。他俩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抒发宏愿的文章，在我校特别是我班引发了轰动。该杂志社记者于果先生还亲临我班同我们一起畅谈交流。同学们豪情满怀，心高志远，直抒宏愿，报效国家，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恨不得立刻打点行装去报效国家。然而，高三毕业前的体检，却给了我致命一击，我被定为“赤绿色盲”，因而不能报考理工科，更不能“子承父业”，我沮丧、痛苦至极。这时我班同学傅英的母亲自朗(作家)写出一本书《为了明天》，深深的打动和教育了我，让我认识到“子承父业”的更高层次，更深广的含义。我的班主任孙有春老师非常同情和理解我，他特别耐心地帮我分析和选择志愿。于是，我的心胸豁然开阔了，看书近似扫描，过目不忘；同时，我还利用课余时间，以我的心灵历程，编写并主演了如何选择人生路的独幕话剧《如何是好》，并在学校礼堂演出，得到了学校和同学们的肯定，这给了我今后的从文之路以莫大的鼓舞。就这样，我以高分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我经常练笔，并不断地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同学们所瞩目。毕业后先后做了文学期刊编辑和报社记者工作，直至退休。在岗时，虽然也主编和著作几本书，并有两部作品获得了省级以上奖，但距母校对我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尽管是这样，我和父亲一样都以母校为荣，都对培育我成长的母校，心怀感恩的心，永不相忘。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母校实验，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