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革精神
纵观吕型伟先生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思想,不难发现“改革”是其主要精神。
1978年,他针对凯洛夫教学论中不全面的“双基”观点,提出“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的理念。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提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主张“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实行高中阶段合理分流”。1983年,针对以往仅仅通过课堂教学与课本来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首次提出把信息技术的传递放在与课堂教学并重的地位,并引发了课程结构的重大改革,致使“第二课堂”被普遍使用。20世纪80年代,针对农村学校严重的流生率和农村发展迟缓问题,在上海的南汇等地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提出了农科教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这在全国广为传播。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在上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促进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省市一级的教育研究所,目前仍在呼吁中国要建立教育科学院。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质疑“一纲一本”,提倡“多纲多本”。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提出了“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主张,使之,社区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为了推进中小学整体改革,从1985年开始,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
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教育,这个关系到人类灵魂的事业自然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吕型伟先生正是把握住了教育的这一特点,坚持“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的鲜明个性,特别是在大事大非问题上,敢于为天下先,坚持真理,独立思考,与时俱进;善于抨击时弊,激浊扬清,返璞归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3、不断学习和实践
教育是崇高的事业,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吕型伟先生之所以在教育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成为一代教育家,与他不断学习和实践密不可分。
吕型伟先生做学问有两个途径:
第一是广读博览。他倡导要多看《读书》和《新华文摘》杂志。而且说教育思想在教育之外,主张多阅读好书,如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的《裸猿》,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传习录》,近代怪杰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等书,甚至也要阅读上海一位外科手术专家的书,从解剖学的角度说手创造了人等等。他说,要一边读,一边想,爆发思想的火花。他还要求大家读一点教育史,“不知道奥运会的记录在哪里,你就不能老说破纪录”。
第二是云游。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大半个中国。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沿海地区与边远山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都去;看学校,也看企业;看工业,也看农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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