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青年时期的选择，终身无怨无悔。现实生活使我进一步懂得，青年时期结合国家的需要选定事业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1950年2月，广袤的东北大地尚沉睡在冰封之下，我依依挥别了故乡和亲人，登上了去沈阳的列车，开始了东北实验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前身)的求学之路。  
        从辽北小镇来到东北首府沈阳，使我大开眼界。学校位于沈阳北陵附近，校园优雅宽阔。教室窗明几净，每间教室是“玻璃黑板日光灯，水磨石地板麦克风”，黑板上面都悬挂着车向忱校长的题词“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学校是“向苏学习”的实验学校，校内建有独立的理化馆、生物馆、图书馆和宏伟的大礼堂，使用的是苏联教材和教学法。这样好的教学条件，当时在全国的中学里很可能是得天独厚的。  
       校长由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著名教育家车向忱兼任，是我最为崇敬和爱戴的长者。车老为人平易可亲，把学生的大事小事都放在心上，学习是否长进、住宿是否舒适、饭菜是否可口，他都亲自过问，对学生付出了全部的爱；车老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地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以及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办学思想，为实验学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校的老师大多来自东北大学，政治思想好，教学水平高，他们能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并能结合每个学生的特点，注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老师们的课饱含知识情趣，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我的班主任钱永耀是数学老师，在同学们眼中，他既是教师，又是兄长，整天为我们操劳，甚至住在学校里，大家朝夕相处，关系融洽。钱老师的课，尤其是三角课，讲得非常精彩，大家亲切地称他为“钱三角”，受到全校师生的高度赞誉。  
      中学的岁月是一个多梦的季节。也许是出身农家的缘故，起初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生物课。生物老师王致谦很博学，他直观生动的讲解和近于神奇的实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摩尔根的遗传理论、米丘林的学说等，都使我着迷，梦也越来越真切——当一名生物学家，改良物种，创造新物种。我幻想着有一天小麦、水稻能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我的脑海中常常出现“蓝天、远树、金黄色麦浪”的画面。  
      可是随着美军仁川登陆、朝鲜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美军倚仗先进的武器装备，由南向北迅速推进，直逼界河鸭绿江，并开始轰炸我沿江地带，并不时侵犯我辽东领空，有时甚至深入到抚顺一带。空袭警报一响，就得停课进防空洞，幸福宁静的学习生活就这样被破坏了，为了免遭战争破坏，学校准备北迁，理化馆的实验仪器设备装箱了，生物馆的珍贵动、植物标本运走了，初中的小同学先期迁往黑龙江的绥化，学校几乎搬空了，同学们的心理多么不是滋味啊!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响应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的决定，在“赴国难，共伸义愤，卖牛买枪去从军”的歌声中，包括我在内，学校有千余名学生报名参军，准备汇入志愿军的洪流，但高中部被批准的人微乎其微。看到大家很失望，车向忱校长说：“抗美援朝是爱国，把学习搞好也是爱国，因为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我们听了车老一番话，只好留下来。  
       随着战争的进行，学校附近的机场上空出现了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看到志愿军空军驾机起飞迎敌，展翅蓝天的飒爽英姿，大家内心充满羡慕。当我们听到志愿军英雄张积慧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捷报时，真是非常解气，为此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看来，国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为后盾，就没有安静的学习环境，什么改良物种、当生物学家均将成为泡影。从此，我的思想发生了大转变，并迷上了喷气式战斗机。1952年春毕业前夕，我便向老师询问哪所大学有飞机设计专业。钱永耀老师说：“关内的清华大学有航空系，清华很难考，但咱们班你与另外两人是有希望的。”  
       在钱老师的鼓励下，天遂人愿，我报考并踏入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攻读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走向航空航天的征程…… 
每当我回忆起走过的道路时，就会满怀感激和怀念地想起母校——辽宁省实验中学——我理想萌生的地方、事业扬帆远航的起点。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她。她培养出多名院士、教授、高级工程科技人才以及很多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她一如既往地每年向清华、北大等一流重点大学输送许多优秀青年学子……这一切足以说明了母校在始终如一地忠实履行神圣的教育使命。“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她的魂不变，我为有这样的母校而自豪!  
       王永志，男，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七班)1952年毕业生。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