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1日，我和许多育才学校的毕业生升入东北实验学校（后来改名为辽宁省实验中学）。这可是全省乃至全国最好的学校，无论是教学设备、师资力量、学生素质都堪称一流。东北当时唯一的一架天体望远镜就设置在这所学校里。
这所学校是由老一代革命家、教育家林枫、车向忱、董纯才、郭明秋亲手缔造的。车向忱老先生兼首任校长，林枫夫人郭明秋任第一副校长。
实验中学的管理方式和育才小学完全不同。一开始虽然还是供给制，我们的衣食和主要生活用品虽然还是由学校统一发放，但生活管理全靠我们自己了。自己换下来的衣服自己洗，一切生活用品自己安排，再没有阿姨在后面管我们、督促我们了。我感觉特自在轻松，我完全有能力管好自己，我非常适应这样独立自主的生活。
但是对一些男孩子来说就不适应了。有的男同学偷偷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包里，等到周末带回家让家里人洗。为此有时还遭到老师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高年级同学抓住这个题材，独出心裁地自编自导了一出话剧《星期天的礼物》，演出轰动全校，而且得到文化教育部门的肯定，帮助他们出版发行了小册子。
吃饭再也不像育才那样只吃细粮了。八个人一桌，一盆菜一把勺，每人分一份，主食随便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粗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高梁米饭和大碴子粥几乎是家常便饭。
也许从小在集体环境中长大，又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我从小就不挑食，可以说，吃啥都行，而且是“吃嘛嘛香”！
学校的硬件设备堪称一流，学习环境无与伦比。
操场北侧矗立着一栋工字形的二层教学大楼。南楼为高中部，北楼为初中部，“工”字中间那一竖为校部各办公室，老师的教研室以及音乐、美术教室分布在南、北楼的东端。
我们的教室宽敞明亮，阳光充足，冬暖夏凉。教室的北面是走廊，长长的通道把各个教室连在一起。每人都有一个大课桌、一张靠背椅。书桌是活动开盖的，可以自由掀开，里面空间很大，除了放教科书、笔记本和自己喜欢看的课外书以外，有时我们还放点小食品，以备课间和星期天吃（星期天只有两顿饭）。这是属于我们的私人小空间，有的同学还加了一把锁，以示“私人空间请莫侵入”。这样大的中学生课桌，后来我很少在其他中学见到。
记得我的儿子在北京实验中学读书时，他们用的课桌还不如我们当年在辽宁省实验中学的课桌一半大。见一斑而窥全豹，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学习环境之佳。
教室正面是一块好大的玻璃黑板，几乎占了一面墙（这么大的黑板我后来也只有在大学里才见到过）。这为老师上课板书创造了极方便的条件，老师可以尽量少吃粉笔面。教室后面也有一块两样大小的玻璃黑板，是班里出黑板报的地方。上方有一个电钟，便于上课的老师掌握时间，而不会分散同学的注意力。
好的学习环境还需要我们大家来保持和爱护，班里每周各组轮流值日，负责一周的清洁卫生。
每周末都要大扫除，绝不是扫扫地、擦擦玻璃那么简单。值周同学首先要把所有的桌椅板凳搬到走廊去，然后就像排兵布阵那样在教室后面排成一列，口令一下全体蹲下，先把红油漆木地板用拖布擦干净，然后再打蜡上光——那是一项细致、费力的劳动，打蜡后，要用干抹布擦拭地板，直到把地板擦得油光铮亮才算完成。有的同学几乎是趴在地板上用尽全身力气反复擦拭，直到红光闪烁，地板上影影绰绰出现了自己的影子时方肯罢休。
同时，另一部分同学负责擦琉璃窗，也要把玻璃擦得犹如没有玻璃一样明净。经过同学们同心合力汗流浃背的劳动，教室立马焕然一新了，学习起来也特带劲儿。
我们那时一天在教室里的学习时间特别长，除了6节课外，还有早、晚自习。但绝不像现在的中学生那样整天在“高压锅”里被煎熬，几乎没有个人空间；我们那时的学习非常轻松快活，没有补课和超负荷的作业。
除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外，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标本齐全的生物楼、仪器先进的理化楼、宽敞明亮的男女生宿舍和大、中灶分开的学生食堂。最令人羡慕和吃惊的是，一所普通的中学，竟然有一座能容纳千余人的两层大礼堂，可谓得天独厚。
礼堂一楼座位前面，还有一个带幕布的大舞台。在这里我们聆听过老校长和各知名人士的精彩演讲和重要报告，以激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学校经常组织学习看电影和各年级的歌咏比赛以及同学们自己编排的各种丰富的文娱节目，演出活动很多。
这让我想起我在北京农大上学时，学校各种大型聚会或文娱演出活动因没有大礼堂而只能在饭厅举行，有时还需要临时搭建舞台。
实验中学几乎每学校或重大节日期间，都要组织各年级学生进行演出活动。这些节目都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编排的。有些节目相当精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大哥班高10班表演的《苏联红军舞》和其他舞蹈，跳得欢快活泼、刚劲有力，仿佛他们受过专业训练一般，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还有高12班刘某某（名字想不起来了）的手风琴和李战妮的哥哥李源的笛子。李源演奏的《云雀》尤其娓娓动听，婉转悦耳，一时轰动全校。这些节目成为学校的保留节目，一到重大活动必有他们的演出。还有我的两个好朋友北延、余珏，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一展美妙动听的歌喉。我们初中班女同学还表演过《采茶舞》。
（二）
教学楼前面有一个400米跑道的大型运动场，每年五一节是全校在这里举行运动会的场所，其项目齐全，可以和当时市级运动会相媲美。运动场中间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各类运动器械，双杠、单杠、平衡木、伏虎等应有尽有。一到冬天，跑道中间的近三分之一地面被泼上水，冻成巨大的冰场，我校的冰球队一直是学校和市里冰上运动的骄傲。
这让我想起1957年暑假我到北京看望爸爸和干爸、干妈时，曾去北京实验中学看我的好朋友任芬。他们学校坐落在西单南面不远的一条胡同里。我到学校找她，发现他们学校拥挤狭小，简直无法和我们学校相比，看不到宽敞的运动场，也没有大礼堂（当然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已是今非昔比了）。在学校没有找到她，后来有同学告诉我到西单书店去找，果然在书店里找到了她。我在书店意外地发现，里面站着、坐着许多同学在看书，满书店都是学生。这种情景在沈阳是很少见到的，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学校离书店太近，而我们学校离书店太远造成的差异。
辽宁省实验中学这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为我们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条件。
学校的师资力量特别雄厚，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或大专毕业的高才生。我一入实验中学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手里拿着这么多科目的教科书令我向往，求知的愿望让我像海绵那样，如饥如渴地吸取着那里的营养。
我对各门课都感兴趣，每堂我都是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而大多数老师的课都上得既生动感人又幽默动听。
我记得初中课堂上胡晶清老师讲的中国历史，可谓别有天地特别动人。当她讲到奴隶社会里奴隶受奴隶主压榨、迫害的悲惨状况时，她常常绘声绘色地声泪俱下或哽咽不止。这时候，偌大的教室鸦雀无声，同学们静静地屏着呼吸，聚精会神地聆听老师的演讲，犹如身临其境。
教数学的张老师年纪比较大，老花镜卡在鼻梁上，从眼镜片上方观察每一个学生的听课状态。他可算是对学生明察秋毫，了如指掌。张老师讲课特别认真，对有些数学成绩比较差的同学有股恨铁不成钢的劲。讲到难懂的地方他会反反复复地勒，碰到个别同学实在令他失望时，常常会讲出一些东北歇后语，诸如：“马尾串豆腐——提也提不起来喽！”这让我们有时会与老师一起着急，或因他的语言犀利幽默而引起会意的大笑。
我们班有几个女生（包括我），上课时常常会因同学回答问题出错或一些习惯动作（那时回答问题都要到老师讲台前，面对全班同学站着回答），或老师讲话的语调、表情的变化而爆发哄堂大笑。为此，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校领导还点名批评我们班女生上课爱笑的毛病，打那以后，我们就收敛很多了。
实验中学的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讲植物和动物课的李家骥老师为了讲好植物课，在礼堂后面开辟了一块植物园，让我们和他一起播种植物，观察植物怎样发芽、生长、开花和结果。上动物课时，我们在生物实验室内，每两人做一个青蛙的解剖实验，以了解任何动物，不论大小，都是五脏俱全的。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动手能力，还专门在高中开设了一门技术技能课，让同学们到实习工厂学习钳工、车工。这门课最后一学期教的是汽车构造和驾驶汽车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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